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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敏:校友关系与大学社会服务功能拓展——武汉大学“1500亿引资回汉计划”的案例研究

发布:2019-12-18 10:24:37    来源:管理员     点击:2817

摘 要:大学拓展其社会服务功能,不仅是为了体现其社会存在价值,也是为了获取更大发展空间的需要。通过武汉大学“1500亿引资回汉计划”的案例研究发现,彼此对资源的需要,给大学、政府、校友三方建构以校友为关键节点的关系即校友关系提供了最初始的动力,而三方各自拥有资源的不同又恰恰为这一关系建构提供了现实可行性。再经研究发现,这一关系建构过程经历了关系认知、关系结构和关系情境三个相互联结的阶段。大学也正是在这一机理和过程中,获得了自身社会服务功能的拓展。为此,今后大学要获得更好发展,就有必要将校友关系建设作为增强其社会影响力、辐射力以及获取更多外在支持的新路径,并进而将“大学+”作为其现在及未来发展的新样态。

关键词:大学社会服务;校友关系;资源

作者简介:罗志敏,男,郑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院校内外部关系及其治理研究;陈春莲,女,上海电力大学科技管理处副教授,主要从事高校管理研究。

一、引言:需要拓展的大学社会服务功能

  从中世纪欧洲博洛尼亚大学这所被公认为人类社会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开始,大学就与社会的发展相连。但大学主动为社会服务,却来源于1862年美国《莫雷尔法案》颁布后赠地学院的创办。而1912年,查尔斯·麦卡锡(CharlesMcCarthy)《威斯康星理念》这一著作的问世,强调大学要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威斯康星理念”开始深入人心,此时的大学也开始走出高深知识垒砌的“高墙”,与社会发展的结合便愈发“水乳交融”。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愈发凸显出时代性的新特征,那就是大学为社会提供服务的范围在扩大,其服务的模式和方式也趋于多样。

  大学的社会服务是学界尤其是高等教育界长久以来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在早期,学者只是在阐述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附带提及大学社会服务的功能,并未进行深入探讨;或通过对大学发展与社会变革二者之间关系的梳理,以突出社会变革对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影响。在这之中,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和德里克·博克(Derek Bok)所提出的观点影响最大。前者认为大学应该更多介入社会生活,这是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的趋势,[1]而后者则认为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加强是现代大学的责任,大学应该走出象牙塔,强化社会服务功能。[2]

  后来,在大学如何为社会服务这个更为具体的问题上,大量文献都指向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如Howard[3]和Susan[4]通过分析市场化、全球化背景下大学角色的变化,认为大学与社会生产的“联姻”是解决经济衰退的最有效方式,大学可以通过课程和专业的设置,来达到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并进而达到服务社会的目的,同时大学的研究工作也可为社会提供一个发展的“窗口”。对此,Hlebowitsh[5]和Subotzky[6]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大学可以凭借自身的教学与科研为社区提供医疗、法律、继续教育等服务。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大学与社会联系的日益紧密,相关研究也开始由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这两个服务社会的基本途径向纵深发展,如提出大学可以通过校企合作、科研成果转化或技术转让为社会服务,或可通过校地合作创办企业等方式,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目前,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大学需要不断拓展社会服务的功能,这样才能紧跟时代的步伐,也才能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从社会中汲取自身发展所需的能量。那么问题是,目前处在快速成长期的国内大学如何通过创新社会服务的模式、方式以拓展其服务社会的功能。这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很具现实紧迫性的实践问题。基于此,本文就以近期发生的“武汉大学1500亿引资回汉计划”为例,探讨大学社会服务功能拓展的新路径,以图为当前国内大学的转型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

二、案例与方法

1.案例概述

     2017年2月28日,在武汉市招商引资大会上,时任市委书记陈一新首次提出“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程”,并向武汉市内高校的一些校友们“喊话”:资本回汉、智力回汉,助推武汉赶超发展。这些校友中就包括陈东升、雷军等武汉大学校友群体中的行业领军人物。

  这一提议得到了武汉大学校方的积极响应。2017年8月3日起,一封名为“武汉市-武汉大学-校友资智回汉大会”的邀请函经由武汉大学校友总会的信息发布平台在该校各校友微信朋友圈被疯转。8月23日,“武汉百万校友资智回汉活动武汉大学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三天后,陈东升、雷军等武汉大学知名校友企业家集聚武汉。随后,泰康集团、小米科技、融创中国、当代集团、卓尔集团、中珈资本等知名校友企业投资项目纷纷落地武汉。这些项目的背后推手均是国内乃至国际知名的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如陈东升、雷军、孙宏斌、艾路明、阎志、周旭洲等。此次签约项目全部为具体投资协议,没有框架协议或意向协议。

  此次专场签约项目中总部项目、研究中心项目众多,如楚商金融贸易中心、中珈资本中小企业总部、中诚信征信业务总部等都将落户武汉。其中,签约的金融项目也集中体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如泰康集团大健康产业基金重点投资大健康产业;长江小米产业基金主要投向小米生态链产业,包括新零售、消费升级、智能家居、智能硬件等,还包含了医院、体育中心、垃圾填埋场转型升级等众多民生项目。同时,还签约一批新产业、新业态项目,如金山云谷项目将打造智能医疗健康生态圈和智能制造高科技生态圈,小米人工智能研发中心联合武昌区、武汉大学共建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研究院等。在以上这些签约项目中,有46个重大项目分四批进行现场签约,签约金额共计1576.7亿元,被媒体称为“武汉大学1500亿引资回汉计划”(以下简称“1500亿计划”)。这一计划所取得的后续效益更为明显。如截至2017年年底,包括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在内的6所高校的校友项目签约金额 1.3 万亿元,占武汉市招商引资总额五成以上。

  由于“1500亿计划”与武汉大学紧密相关且校方自始至终都参与其中,所以站在大学的角度,这也是一项大学服务社会的行动。但与以往大学通过技术转让、校企合作等服务社会的传统方式不同,案例中的武汉大学却是通过其已毕业离校的校友,即利用校友关系来达到服务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因此具有很强的典型性而具有案例研究价值。

2. 研究方法

  在大学社会关系方面,与传统的政校关系、校地关系、校企关系不同,“1500亿计划”所描述的关系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围绕校友这个新的关系主体来建构关系,从而使政府(代表地方发展利益的武汉市委、市政府)、大学(武汉大学)与校友一起组成了一个三方关系。为了叙述方便,以下本文就将这种关系简称为“校友关系”。所谓校友关系,一般是指校友与校友基于曾在同一学校学习过的经历而存在或形成的关系。若站在大学的角度,校友关系也是大学与校友之间的关系,既牵涉到不同的机构,如校友事务管理办公室、校友总会、校友分会等,也涉及不同的个人,如大学校长、校友、教师、在校生等。而本案例中的校友关系则又在大学与校友关系的基础上,纳入了政府一方,从而由双方关系演变成三方关系。

  那么,回到本文的研究主题,在“1500亿计划”启动及实施的过程中,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是如何得以拓展的呢?在本文看来,大学、校友、政府三方关系即校友关系中必定存在着特定的运行逻辑,就是因为这种特定逻辑的存在,才使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拓展成为一种必然。但要把握这一逻辑,也自然需要将这一案例置于校友关系这种特定的关系中进行考察。而谈到“关系”,则又可以将与其紧密相连的“资源”作为把握这一逻辑并透析大学社会服务功能拓展的一个重要观察窗口。

  例如,众多从事社会资本或关系资本理论研究的学者都将“资源”作为研究“关系”的一个视角,如Zang[7],瞿艳平、陆杉[8],就认为关系可提供给个人或组织以资源,从而使个人或组织的福祉有所提升。这些资源既包括金钱、股票、房产等有形资源,也包括教育、信息、声望、社会支持、荣誉、信任和组织头衔等无形或象征性资源。如我们常提及的校友捐赠,其实就是院校在校友关系过程中所获得的一种有形资源。[9]

  本文也由此假设:作为一种特定的关系,上述案例中的校友关系中也必定有资源存在,即有三方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正是由于这种资源的存在,才能使三方有意愿建立起某种形式的关系,也才能使“1500亿计划”从中得以启动和成功推行,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也最终能在这一关系过程中得以拓展。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本文尽可能地收集了“1500亿计划”所涉及的数据及文本材料,其中一部分来自本文所做的访谈以及现场观察,一部分来自官方文件和社会媒体报道的实物资料。资料收集时间从2017年10月至2018年6月。然后,从校友关系的两种机制入手,以从中洞察大学社会服务功能得以拓展的逻辑和机理。

三、大学社会服务功能为何拓展:校友关系建构的动力机制

1. 对资源的需要为各方关系的建构提供了最初始的动力

  在校友关系中,政府、大学、校友三方都需要资源。如对政府来讲,要使武汉获得发展,就需要来自不同渠道、不同类别的巨量资源供给,其中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力和财力,而这些资源为大学和校友所拥有。一方面,大学的人才培养提供了“人力”:武汉是全国三大智力密集区之一,拥有89所高校,在校大学生最多时近130万,是世界在校大学生数较多的城市之一,近些年每年有30万左右大学毕业生;另一方面,校友资源为城市发展提供了“财力”:仅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里的76位商界大佬,就掌管着近7万亿元的资产。这些都是武汉市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正如武汉市委某一负责人所说,“城市发展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武汉的城市发展要不断擦亮‘校友经济’新名片,与大学、校友形成‘同心圆’,‘资智回汉工程’就是为了助力武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将武汉打造成为全国高效高新产业高地”。

  就校友来讲,他们来武汉投资主要看重的是自己企业的发展前景以及所能从中获得的利润,即项目落地发展所能获得资源的多少。事实上,当地政府已为“引资回汉”项目的实施进行了政策配套,营造了比较有利的投资环境,如五年内促使超100万大学毕业生留汉就业,打造“长江青年城”等,这对一些需要大量智力和青年人才资源的校友企业家来讲,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这正如某一校友企业家所说,“在区域和区域的竞争、城市和城市的竞争中,武汉开创性地找到了新的经济角力场,就是智力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这抓住了未来中国经济版图的牛鼻子。这次在我的母校,在武汉投资兴业,我看到了机会,看到了未来发展的潜力,我感到特别荣幸和兴奋”。

  至于处在三方关系中的大学,更是一个需要大量资源的社会组织。大学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资源量之大、种类之多,决定着大学日益成为高度资源依赖型的组织。资源的多寡,不仅事关大学的生存,也是决定大学竞争力的基础要素。[10]这也就是说,大学也需要获得来自包括政府和校友在内的各方面资源。如大学既需要当地政府的政策和财政支持,也需要校友的声誉和财力捐助。对此,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校友事务机构人员谈到:“这次引资回汉计划,没想到我们武汉大学的校友是超额完成的,1500多亿呀,比其他高校要多,一些媒体铺天盖地报道这件事,这为我校扬了名、争了光。我相信,今后武汉市政府会更加关注和重视我校。今后一旦这些校友在武汉投资顺利,我校今后得到的校友捐赠也必将会增多。这些对于武汉大学冲击世界一流高校都是利多。”

  这也就是说,“1500亿计划”之所以能启动,在于政府要为武汉的建设发展获取资源,在于武汉大学要为自身发展(冲击世界一流高校)获取资源,在于校友要为企业盈利创收获取资源。因为,对它们任何一方来讲,仅仅依靠自身的资源往往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对方或第三方那里汲取生存及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这就如同研究资源依赖理论的代表性人物菲佛和萨兰基克所认为的那样,“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完全自给自足或者对自己的生存条件具有完全的控制力”。[11]为此,任何有理性的行动者,为了自己能生存下去,必须利用外在环境并从中获取资源。

  而案例中的武汉大学,也正是汲取资源这个最原始动力的驱使,才愿意在这一关系中积极地配合政府和校友双方,与怀有同样目的的政府、校友走在了一起,在三方关系建构的过程中完成且超额完成了这个计划。大学也由此在这一过程中很好地履行了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使命,同时拓展了自身服务社会的功能。

2. 资源的不同占有为各方的关系建构提供了现实可行性

  在这种校友关系中,三方都拥有对方所没有但却被对方需要的资源,如政府就拥有大学和校友希望获得的政策资源,“市委、市政府将急学校之所急、办学校之所需,全面优化公共服务,为学校提供最佳服务、最优保障。全力支持学校延揽各类英才,助力学校打造科研高地、人才高地;全力支持学生创新创业;全力支持高校‘双一流建设’;大力实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对接工程’……”

  以上这位政府人士所提到的“急学校之所急、办学校之所需”,充分体现了政府拥有大学所急需的许多资源。当校友所形成的经济能成为地方经济发展新的刺激点时,政府更有意愿给予校友的母校即大学更多的政策倾斜,为武汉大学的一些需求做好“对接”以支持其“双一流”建设,如实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对接工程”以促进学校科技成果的“落地开花”等。至于校友,政府则可以运用其拥有的在政策、土地、法规等方面的资源优势,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在地投资环境。

  再如,作为校方的武汉大学拥有自身特有的资源优势,除了有充足的高素质人力资源和科研队伍、先进的科研设备、科技成果以及自身社会声誉所形成的社会影响力之外,还能凭借自身与其数十万遍布世界各地的校友之间固有的感情纽带和学缘关系,号召校友回武汉定居、投资兴业。校友即便已决定在武汉投资项目,如已落地的健康产业和数字金融产业,也需要武汉大学从中协调和支持。如校友企业家雷军在武汉设立的“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研究院”,就离不了武汉大学的参与和大力支持。如一位校友谈到:“我们之所以愿意来武汉投资,政府提供的政策优惠以及未来武汉良好的发展前景,当然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但与母校武大的情感也是一个很重要原因。同时,我的企业将来还能得到我们武大和校友们的支持。”

  在“1500亿计划”中,由于政府主要拥有政策资源,大学主要拥有智力、声誉和情感资源,校友主要拥有财力资源。这种各自拥有资源的异质性为三方建构关系并进行资源交换以获取更多资源提供了可能性。“为了获取资源,组织必须与环境中的其他因素进行交换。”[12]菲佛和萨兰基克的这一组织行为学观点同样也适用于这一案例。资源交换不仅是各方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获得所必需的资源,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以实现自身更好更快发展。也就是说,“1500亿计划”之所以能成功实施,就在于校友关系中各方都拥有并且愿意提供给对方所需要的资源。这既为三方建构关系进而实现合作提供了现实可行性,也为大学通过校友关系来拓展自己的社会服务功能提供了可能。

四、大学社会服务功能何以拓展:校友关系建构的组织机制

1. 关系的启动:关系各方是如何看待的

  在本案例中,大学社会服务功能拓展不是自发地实现的,自始至终都伴随着一种组织机制。在这一组织机制中,由于校友关系建构的最初阶段即关系的启动需要各方行动者具有一定的认知和心理基础,因此,三方如何认识彼此之间的关系或各自秉持什么样的态度也就成了关系启动的一个重要前提。

   “武汉愿做你们事业新的出发点,热诚欢迎广大校友智资回汉、投资兴业!诚邀广大校友多为武汉发展宣传造势、出谋划策、贡献力量。市委市政府将提供最优服务,实施最好政策,营造最佳环境,让广大校友在汉安心工作、舒心生活、专心创业、放心创富。”

  这段话语可以说是代表了政府对“1500亿计划”的态度:明确认定校友对武汉发展的作用和地位,并愿意积极采取措施为校友服务。事实上,在推动这一计划上,政府也的确是意图明显,认识到位,积极主动。政府的这一态度与多年来注重挖掘校友资源的校方不谋而合,如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负责人谈到:“培养世界一流人才,就是要造就世界一流的校友。希望武汉市与武汉大学、武大校友在未来结成更为紧密的发展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幸福共同体,在武汉这样一片发展的热土大展拳脚、实现抱负。”

  校方的这一态度,使它愿意凭借自己在校友群体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贯彻政府的意图,并在政府与校友之间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对于政府提出、校方附和的这一计划,校友也表示出认同和支持的态度,如一位校友企业家就此谈到:“我对武汉大学,对武汉这座城市都有非常深的感情,一直希望有机会能为武汉做点事情,我觉得武汉的区位优势、教育优势、人才优势非常明显。武汉是我们认为执行力、投资环境都很出色的城市,作为武大校友,真心为武汉的大发展感到高兴。”

  在这一关系中,政府、大学和校友三方对待这一计划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它们对彼此关系的认知,即关系认知。在这种校友关系中,如果各方认知的方向一致,那么就有利于各方形成彼此拥有的共同语言、共有知识、共有故事,从而可以把分散的、自私自利的个体结合在一起,[13]形成一种大家相互认可的,有利于资源生成、积累、分配的共同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关系中虽然有客观存在的资源,但却会受到关系各方主观判断的影响。同一节点或位置上的资源,有没有资源、有多少资源或采取什么方式获取资源,都与关系各方的主观判断即关系认知息息相关。在本案例中,正是由于三方基本方向一致的关系认知,才使具有不同资源禀赋和追求的三方愿意围绕这一计划的实施展开共同行动。

2. 关系的建立:从“商帮”到“校友联盟服务中心”

  任何关系,尤其是包含有多个主体方的关系,必须依靠点、线结合的网状结构即关系结构才能建立起来并维持下去。关系结构一般是指对关系方的搭配和安排,它不仅框定各关系方的基本位置和互动方式,也框定了它们获取资源的路径和行为。

     在本案例中,这一关系结构主要体现在所建立的关系组织上。早在2013年11月,在武汉大学120年校庆之际,24位校友共同发起成立了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简称“武大校友商帮”或“珞珈①商帮”),由陈东升担任理事长,雷军任常务副理事长。随后,一些校友又依托这一组织成立了许多分会(如校友企业家联谊会长三角分会)。这些校友组织的成立不仅成为企业家校友们集体商业行动的平台,而且还由此揭开了武汉大学校友参与包括武汉在内的地方经济发展的序幕。但是,由于该组织仍然是一个主要依靠学缘关系联络起来的松散组织,再加上缺乏与当地政府的对接通道,所以收效甚微。

    2017年4月,武汉大学这种有组织的企业家校友力量,引起了渴求发展的武汉市政府的关注和重视。随后,在包括武汉大学在内的一些武汉市内高校的积极响应和参与下,武汉市政府牵头成立了“在汉高校校友总会联盟”,从而将现存的那些松散的校友组织以比较稳定的结构整合在一起。与此同时,这一组织也使校友与政府之间就投资项目有了更为直接的“接口”。正是由于这一由政府强力背书、有官方背景的组织从中所发挥的作用,包括“1500亿计划”在内的“资智回汉”计划最终才能顺利且超额完成。2018年3月,明显受到该成果激励的武汉市委、市政府又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大城市设立武汉市校友联盟华北、华东、华南服务中心,并分别配备专门的办公室和工作人员。对此,一个服务中心的负责人谈到:“要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强化契约精神,抓好校友资智回汉签约项目的落地工程;要推动校友经济向纵深发展,向国内国际发达地区、武汉知名中学延伸;要引领各校友企业抱团发展,带动各高校校友企业之间融合发展合作共赢;要提供精准服务,搭建信息平台,实现校友资源与城市发展的无缝对接。”

    这段话语表明,政府牵头组建校友联盟服务中心,无疑是希望进一步发挥好它的桥梁纽带作用,以打造“汇聚武汉校友力量的全国网络”,在更好对接校友企业家需求的同时,深挖武汉校友资源,做大做强“新时代校友经济”,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14]在三方校友关系中,这种联络型组织之所以很关键,就在于“有价值的资源都嵌入在结构中”,[15]就在于资源的存在、分布、生成、使用、积累、流动和分配,都是依托关系结构来进行的。关系中的各方只有通过这种组织所构建的关系结构,才能为对方提供可用的资源,也才能从这一关系中获得自身可用的资源。换句话来说,没有关系结构,关系各方之间就无法形成且维系关系,各方所占有的资源也就无法转化为对方所需要的资源。

3. 关系的催化:情境的渲染

  在上述校友关系建构的过程中,如果关系认知是先导,关系结构是支撑,那么关系情境则在整个过程中起着气氛烘托和情感催化作用。所谓关系情境,是指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由话语、符号或概念组织而成的意义系统,是主观情感与客观物境的有机交融、契合统一的,互动需求可得到满足的一种氛围,从而使行动者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而与空间中的其他行动者互动。[16]“1500亿计划”的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酝酿到爆发,再到后续计划的顺势推出,政府和大学双方组织操作的关系情境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很突出。“武汉是一座历史悠久、传承光荣的文化名城,一座优势明显、基础扎实的潜力之城,一座充满活力、热潮涌动的逐梦之城,也是各位校友心之所向、情之所系的第二故乡。”“要相信由你们的师兄师姐们资智回汉后共同建设更美好的武汉,相信这样一座‘大学之城’、‘青年之城’、‘梦想之城’、‘创新之城’,积极响应‘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在将来选择武汉、扎根武汉、投身武汉,在武汉这样一片发展的热土大展拳脚、实现抱负,在复兴大武汉的光荣新时代中留下武大人浓墨重彩的历史印迹。”“武大愿与武汉、校友结成命运共同体,携手打造一流城市、一流大学,培育一流校友,为复兴大武汉贡献力量。”

  无论是政府话语中的“逐梦之城”“第二故乡”和“命运共同体”,还是大学话语中的“师兄师姐们”和“武大人”,这些满怀情感、充满美好想象的符号或概念,经由媒体的传播,再加上陈东升、孙宏斌等明星校友从中所发挥了示范效应和引领效应,对包括校友企业家在内的广大校友关注、参与“1500亿计划”乃至加入整个武汉城市发展进程都起到很好的触动和鼓动作用。后来,“打造武汉+母校+校友同心圆”这一创造性话语的使用,更是将政府、大学、校友三方之间的关系渲染得淋漓尽致:“武汉将进一步创新思路举措,让校友得成功、学校得发展、武汉得复兴。下一步,武汉将继续创新思路、久久为功,推动校友经济再上新台阶,真正使‘武汉+母校+校友’同心圆成为校友实现梦想的动力源、学校‘双一流’建设的助推器、武汉跨越发展的新引擎,让‘武汉校友’成为武汉闪亮的城市品牌”。

  在这一包含大学、校友、政府三方的校友关系中,关系情境能唤起人的回忆、触发人的经验、启导人的理性,进而促发可预期的行动。这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每一个行动者的行动虽然不都是绝对理性的选择,但绝对不是建立在一个对情境漫不经心的、毫无历史经验可循的掷骰子式的赌博之上的”。[17]因为在具体的关系建构过程中,身在其中的行动者虽然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意志来行事,但关系情境却可以为行动者提供行为参照,帮助行动者在某一特定场合做出对方期待的反应和行为(或可经验的社会行为),影响或指导着行动者之间的交往互动模式。[18]本案例中大学、校友、政府三方彼此能够心照不宣、比较顺畅地完成“1500亿计划”,所营造的关系情境自然起了催化和推动作用。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1. 研究结论

  本文对“1500亿计划”这一案例的分析,引出并延展了“校友关系”这一概念,并从中发现,大学、校友、政府三方彼此对获取更多资源的需要,给建构以校友为关键节点的关系即校友关系提供了最初始的动力,而三方各自拥有资源的不同又恰恰给这一关系建构提供了现实可行性。

  再结合案例研究发现,这一关系建构过程经历了关系认知、关系结构和关系情境三个相互联结的组织操作阶段。可简要表述为:有着一定关系认知的大学、校友、政府三方行动者,依托所组建的关系结构,在所营造的关系情境中获取资源的互动过程。而资源的获取反过来又影响到关系认知、关系结构和关系情境。这一永续的互动过程,最终将三方所需的,具有生产性、公共性和增殖性的资源生产和再生产出来(如图1所示)。大学也正是在这一关系建构过程中,以校友关系这一新的方式服务了地方经济发展,即获得了自身社会服务功能的拓展。

2. 启示与建议

  第一,既然大学能通过校友关系拓展其社会服务功能,那么就应将校友关系建设作为增强其社会影响力、辐射力以及获得更多外在支持的新路径。

  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家欧内斯特·L.博耶(Ernest L.Boyer)在自己的一个学术报告中讲了一句很具内涵的话,“形成各种联系是办好一所大学的关键”。[19]在本案例中,武汉大学就是通过配合武汉市政府组织操作“1500亿计划”,即通过校友关系与政府及政府代表的地方建立起联系,从而以另样的校地合作模式,拓展了其服务社会的功能,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凸显了自身的社会价值,增强了社会影响力,获得了更多外在支持。

  武汉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的重点高校,长期以来人们关注的重心是它如何对接国家的战略需要,它与武汉市地方发展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凸显出来,或者说这种联系也没有深入到政府和校方领导人的意识中。而武汉大学此次通过校友关系,不仅与校友建立了更深厚的情谊,更重要的是与当地政府以及政府背后的武汉市建立了更紧密的关系,同时也在这种关系中培育了相互之间的信用以及今后的行动承诺。政府官方人士反复提及的“命运共同体”“同心圆”,其实就是对这种关系及其效果的最好诠释。

  历史上,大学虽然与身处的城市有割不断的联结,并在互动中进行着资源的交换,但校友的加入,在开创校友助推地方经济发展新局面的同时,也为大学汲取更多发展所需的资源找到了一条新的通道。为此,今后无论是像武汉大学这种拥有众多富豪校友资源的全国名牌院校,还是地方普通院校,都可以将校友关系建设作为增强其社会影响力、辐射力以及获得更多包括当地政府在内的外在支持的新路径,即以学缘关系为纽带,积极地在校友与地方政府及其他机构之间搭建桥梁,将“大学-校友”两方关系延展为“大学-校友-政府”三方关系,把情感、政策、行政、科研、市场、产业、人才、资金等要素糅合或组织在一起,在为校友服务、为政府(地方)发展服务的同时获取自身发展。

  第二,既然大学能通过校友关系拓展其社会服务功能,那么就还应有空间继续拓展其社会服务功能,将“大学+”作为其现在及未来发展的新样态。

2016年,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政府今后将进一步简政放权,以促进高校科研与地方发展的融合。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强调要充分调动学校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以上这些政策文件,为我国大学今后拓展社会服务功能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法理依据,同时也为大学如何进行社会服务功能拓展做了最顶层的政策设计。案例中“1500亿计划”的成功实践,就为今后大学思考如何拓展社会服务功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镜鉴。即大学不仅可以与政府、与企业建立起关系联结,还可以通过其校友建立起多方的关系联结。在这里,本文可以将这种关系联结样态归结为“大学+”。

    “大学+”的中心词是大学,符号“+”意为加号,即代表着添加与联合。“大学+”不是大学与某个或某几个行动主体的简单相加,而是以大学为依托,充分发挥大学自身的特点和资源禀赋,通过大学与社会某一方面、某一层面或某一层次的有效对接,以创造新的发展样态。如本案例中的武汉大学依靠自身的科研优势聚焦市内的人工智能等战略新兴产业,同在武汉城内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则利用自己的财经专业优势参与市内的“金融城”建设,从而使大学与其他有关各方都获得了利益,既增加了各自的价值量,也使社会的总价值得到了增殖。

  本文由此认为,“大学+”代表着大学现在及未来发展的一种新样态。这里面的关键就是创新,只有创新才能让“大学+”真正有价值、有意义。本案例中的“1500亿计划”,无论是操作思路,还是具体的操作方法都算是一个创新,从而成功地实现了大学社会方服务功能的拓展。还需补充说明的是,大学社会服务功能拓展的范围或许有限,但其拓展的模式以及方式方法却有着无限的可能性,这就为大学今后不断创新“大学+”的模式、方式方法预留了巨大的空间。为此,大学就要勇于自我革命,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从过去“孤岛式”的发展中走出来,敢于跨界寻求合作,善于从他方借力使力,不断创新与他方合作的模式和方式,在实现融入式发展的同时,也为自身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责任编辑:刘红)

(致谢:衷心感谢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生马浚锋同学、武汉大学校友总会楚天舒部长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注释:

①“珞珈”即珞珈山,位于武汉大学校内,常被校方用来指代武汉大学。

参考文献:

[1]ClarkKerr.大学的功用[M]. 陈学飞,等译.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8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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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总第257期),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教育管理杂志社(ID:JYGLZZS),否则将视为侵权。